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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政府國安會與部分重要外交人事改組已大致底定。據了解，駐捷克代表劉志攻將接替何思因，擔任國安會副秘書長，駐美副代表董國猷將接替詹滿容，擔任負責國際組織事務的國安會諮詢委員。 此外，外交部常務次長林永樂將外放比利時，接任駐歐盟代表，外交部常次將由主任秘書沈斯淳升任。董國猷的駐美副代表遺缺，將由駐聖文森大使李澄然接任。 這次國安系統重要人事異動，看得出新任秘書長胡為真以穩健、守成主導的身影，多位接任新職人選，多是久經歷練，行事風格也較保守、圓融的資深外交官，可望避免過去兩年來，部分學者出身的國安會官員，動輒越權指揮外交部等部會的問題。 新任國安會副秘書長劉志攻是職業外交官，政大政研所博士，曾任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組長、外交部北美司司長、駐波士頓辦事處處長，但因被綠營人士告狀調回台北，政黨再輪替後，出任駐捷克代表。 日前外交部剛發布董國猷的調職命令，但並未提及回國職務，由於董國猷近日內即將動身返台，時間匆促到不合外交調動的慣例，結果是因為要升任國安會諮詢委員。 未來董國猷將在國安會處理國際組織事務，董國猷的夫人徐儷文也即將接任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司長，未來國安會與外交部在國際組織事務上的協調與溝通，將會較過去兩年大大改進。 外交部主任秘書沈斯淳台大政治系畢業，曾任外交部國組司長、駐捷克代表，政黨輪替後，在前政務次長夏立言力薦下，出任主任秘書。 將接任駐美副代表的駐聖文森大使李澄然台大外文系畢業，英國倫敦大學英國文學碩士，曾任駐美代表處政治組長、外交部北美司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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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高層人事大地震！國安會前秘書長蘇起辭官二個多月，副秘書長何思因、李海東及諮詢委員楊永明、詹滿容，也相繼向馬總統請辭獲准；國安人事大調動，也牽動內閣改組，不排除有閣員轉任諮委。 何思因等五月十九日離職，留給現任秘書長胡為真用人空間，國安會工作也將轉型。府方高層表示，由蘇起領軍的國安會，以國防、兩岸、外交為三大任務，著重對美、對日及兩岸關係，現在外交關係已相對穩固，階段性任務完成，國安會將重組轉型，以內政為重心。 高層指出，在金融海嘯、八八水災相繼爆發後，經濟、防災成為兩大國安重點工作，胡為真領軍的國安會有五大任務：國防、兩岸、外交、經濟、災害防治。 國安人士表示，轉型後將是「守成的國安會」，國防、外交、兩岸工作退居幕後，內政將是重點工作。 國安諮詢委員一年一聘，現任諮委聘期至五月十九日，楊永明、詹滿容將於五月十九日離職；何思因、李海東的副秘書長職務雖然沒有任期，但也將在五月十九日離職。 至於接任人選，據了解，胡為真考慮調任曾駐歐洲、東南亞的大使級人士接任，以補齊對歐盟、對東南亞事務的職缺。 即將返回台大任教的楊永明證實，「階段性任務完成了，未來將以民間身分，替政府政策說明、論述。」 由於國安會諮詢委員屬部長級，朱立倫投入新北市選戰後，內閣連動改組，國安會這波人事調整，不排除和內閣改組連動，部分閣員可能轉任諮委。 |
對臺軍售美國是得小利而失大義，美國應在其戰略利益天平上重新衡量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分量，孰輕孰重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袁元 實習生李珍珍
1月30日，美國政府通知國會決定向臺灣出售“黑鷹”直升機、“愛國者-3”反導係統、“魚鷹”級掃雷艇、“魚叉”導彈、多功能信息分發係統等武器，總價值近64億美元。
隨即，中國外交部、國防部、國臺辦、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等部門紛紛向美國提出抗議和交涉。在該消息宣布的17個小時內，中國迅速宣布了四項反制措施。
這是奧巴馬出任美國總統以來，美國政府首次決定對臺售武。受此幹擾，于2009年剛剛“回暖”的中美軍事交流必將受到嚴重影響。而以此為標志，奧巴馬上臺後的中美關係也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如何才能更為有效地反制美國對臺軍售？如何更準確地判斷中美兩國、兩軍之間關係的走勢？《瞭望》新聞周刊專訪了國防大學朱成虎少將和軍事科學院羅援少將、柯春橋大校。
美方得小利而失大義
美國對臺軍售一直是影響和困擾中美兩國關係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盡管美國曾在1982年的“八·一七”公報中承諾逐漸減少直至停止對臺軍售。但之後卻不減反增，多次公然違背承諾。2008年10月，布什政府宣布64.63億美元對臺軍售，導致中美兩軍交流中斷。
審視此番美國對臺軍售的清單，“愛國者－3”反導係統等先進武器赫然在列。而在去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推動中美關係實現平穩過渡，迎來良好開端的背景下，美國為何選擇這一時間節點悍然挑釁，意欲何為？
柯春橋分析說，首先應看到，美對臺軍售是一個老問題，奧巴馬選擇此時也在預料之中。國際金融危機之際，美擔心中方拋售美國國債，加強與中國合作。而進入 2009年四季度後，美國經濟大幅回暖，奧巴馬隨即在1月27日的首次國情咨文演講中表示“不接受美國成為世界第二”，表示要顯示其“肌肉”。
“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對臺軍售表現出的新特點。”柯春橋分析說，從歷史上看，歷次對臺軍售，都是中美兩方設法避免正面衝突，而臺灣想要把美國拉下水。但這次不同，這次是在兩岸關係處在平穩改善階段、往好的方向發展時發生的。這充分體現出美國在兩岸關係上的心態，希望通過此次售臺武器，體現美在兩岸關係上的影響力，不希望在兩岸關係總體向好發展趨勢的大局中被邊緣化。這更加深刻地說明：對臺軍售始終是美國對華整體戰略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對中國這樣一個快速崛起的發展中國家有著深深的疑慮與防范意識，此次售臺武器就是這種意識的鮮明體現。而臺灣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又具有重要的地位，美方意在以臺灣為基點，採取更多防范措施，加強對東亞的牽制，從而遏制中國的發展。
第二，奧巴馬政府上臺以來，在伊朗核問題、朝核問題、阿富汗反恐、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缺乏有效進展，美國國內強硬派和輿論質疑，美國在這些涉及中美交互的領域表現欠佳，應歸咎于對華政策偏軟。因此，借此次對臺軍售表達其強硬立場。
第三，不能忽視美國的國內因素。當前，美國經濟雖有緩和，但目前其國內失業率仍為10%，這直接導致奧巴馬的支持率下降。同時，受經濟不景氣影響，這次牽扯到的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其經營狀況都非常不好，對臺軍售可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美國內軍工企業的不滿，並直接拉動美國國內8000人就業。這也表明，奧巴馬沿襲了美國歷屆總統以國際問題轉移內部危機的手法，表現在中美關係上，就是通過對臺軍售等問題展示強硬姿態，以爭取國內軍工企業、勞工團體的支持，所以臺灣就成為其重要目標。
“美國選擇在此時對臺軍售，其出牌的時機和牌力都是經過計算的。”羅援認為，從時機上說，美國避開了奧巴馬訪華、哥本哈根會議召開等時間節點，選擇了現在這樣一個相對的空檔期，以力避中方對其指責；而從美國售臺武器清單來看，雖然64億美元的總額不變，但臺灣方面求購的F-16戰鬥機和柴電潛艇都沒有納入。這說明，美國的行動仍有節制，對中方反應仍有顧忌。
他分析說，美國始終把對臺軍售問題作為遏制中國崛起的一個棋子，其意圖不外乎三點：以對臺軍售來困擾中國，幹擾中國和平崛起；拿對臺軍售來賺中國人的錢；拿對臺軍售來挑動中國人打中國人，意圖再延續中國內戰。雖然，美國提出來的臺海兩岸政策是不統不獨不戰，實際上核心是不統，就是用對臺軍售問題來阻止兩岸的和平發展、兩岸的和平統一。
不過，無論從經濟賬，還是從政治賬來算，羅援都認為，“對臺軍售美國是得小利而失大義。”美國應在其戰略利益天平上重新衡量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分量，孰輕孰重。
目前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國是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美國是中國第二大出口市場。中美雙邊貿易額在過去30年裏增長了130倍，雙邊貿易額到2008年已超過了3000億美元。目前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已超過590億美元，中國在美也有大量債券投資，是美國最大債權國。“無論從市場份額、訂單數量，還是國債持有量來看，都遠遠大于售臺武器的金額，因為對臺軍售而失掉中國大市場的許多份額，這種得失，一看即明”。更重要的是，奧巴馬上任伊始就表示，中美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但若為了對臺軍售惹怒了13億中國人，中國人民對美國的政治信任感將大大下降。“所以說，美國在道義上的失分遠遠大于其獲得的經濟利益，因小失大，若因臺灣問題而觸怒了中國，那麼，美國付出的代價遠比得到的要更大。”羅援說。
臺灣亦該警醒
作為售臺武器的買方，羅援認為，臺灣的反應是一喜一憂：喜的是美國同意向其售軍火，也可因此緩和此前“美牛”事件的緊張，同時，亦可討好島內綠營；憂的是兩岸關係可能蒙上陰影。
羅援告訴本刊記者，美國售臺武器事件的後果是，毒化了兩岸和緩的氛圍，破壞了兩岸互信，對兩岸和平統一造成了新的障礙。
朱成虎分析說，在美國售臺武器清單中的“愛國者-3”導彈防禦係統值得關注，因為“愛國者-3”導彈防禦係統是目前最新型的反導係統，其配置新的預警雷達具有360度全向掃描能力，最遠探測距離達400公裏。這使它具有引導其他中遠程精確制導武器進攻的能力。若這次買賣成功，就意味著臺軍具有了更先進的防空兵器，也意味著美國將其防禦係統預警體係前推到了臺灣，臺灣成了美國導彈防禦體係的一部分。美國導彈防禦係統的預警能力大大增強，其軍事部署已經前推到我國東南沿海，這是在嚴重挑釁中國的核心利益，有可能引發兩岸軍備競賽。
羅援說，臺灣花64億美元買到的其實並不是安全，而是危險。美國借助臺灣將其軍事部署前推，必將迫使我軍採取應對措施。臺灣花64億美元，實則是花冤枉錢，替美國國內緩解就業壓力，替美國人買單。臺灣以為花錢買武器拉住美國，尋找到保障，實際並非如此。美國卻通過售武將臺灣當做棋子，置于炮灰位置。因此，羅援提醒說，臺灣其實是花64億美元買到一個危險，應當早些警醒。
“美國對臺軍售，實則是加大了兩岸統一的代價和成本。”朱成虎說，其實，兩岸統一的簡潔方式就是臺灣當局承認一個中國，“最小的付出只是一句話，而不是動輒花數十億美元購買軍備。”
以戰略組合拳對美違規行為加以“清算”
針對此次美國對臺軍售，外交部、國防部、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國臺辦等同時發出強烈抗議，國防部外事辦公室領導還奉命召見美國駐華使館國防武官，可謂前所未有的高調。
對此，羅援認為，彼此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關切，是中美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前提。“臺灣問題事關中國領土主權、安全等核心利益，中國不可能有妥協的余地。”在他看來，此次中方強烈反應原因有四：
一是我方早已將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社會制度、可持續發展三大核心利益關切告知美方，溝通透明，但美方卻明知故犯；二是2009年中美進行了一係列戰略對話，奧巴馬有意推動兩國關係重新向“全球性戰略夥伴關係”方向邁進，重申致力于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但美方卻沒有兌現承諾，再次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三是中美建交以來，中美兩國簽訂了三個《聯合公報》和兩個《中美聯合聲明》，而美國在30多年間，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戰中國底線；四是去年底，在美國宣布執行布什時期售臺武器計劃的3天裏，中方曾先後5次表示強烈反對，但美方都置若罔聞，一意孤行。因此，此次中國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強硬態度。
“隨著中國整體實力增強，中國維護國家利益的能力也隨之增強。”羅援認為，中方未來針對美國售臺武器所採取的表態、行動會越來越強硬，“這是國家實力上升的必然。”
“從長期來看，美國對中國總體戰略未變，解決對臺軍售問題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方實行的反制措施也需做好長期準備，不能是對方對臺售武一次，我們反制一次，而要把反制措施放在一個較長的時段裏加以綜合考慮。”朱成虎說。
“對臺軍售是一項綜合性措施，觸及到我們國家的核心利益，所以，我們的反制手段也不應僅局限在軍事方面，而應採取一套標本兼治的涉及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方面的戰略組合拳。”羅援建議。
他說，對此需要與美國進行一次戰略對話，加以清算。因為“八·一七”公報是美國對中國作出的鄭重承諾，特別是第六條講到，不尋求一項長期對臺軍售的政策，美國對臺軍售的質量和數量不能超過中美建交前幾年的水平。而中美建交前幾年，美國對臺軍售的數量只在2億到4億美元間，而且從質量上看，當時美國售臺的導彈僅為“霍克”導彈，而現在不僅數量上不減反增，諸多先進武器亦赫然在列。
朱成虎認為，首先需找到問題的症結所在，清理涉及臺海兩岸問題的不合理、不合法的法律條款：
一是美國的《與臺灣關係法》。這正是多年來美國借以明目張膽地幹涉中國內政的依據之一，是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的禍根。而實際上，《與臺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企圖以美國國內法修改或抵消美國在具有國際條約性質的中美聯合公報中所承擔的法律義務，這是一種違反國際法的背信棄義的行為。《與臺灣關係法》既不能超越國際法準則，不能代替、更不能高于中美聯合公報，也不能與中美聯合公報平起平坐，相提並論。《與臺灣關係法》不僅不能成為美國片面處理涉及中國主權與中國內政事務的有效文件，更不能成為以售武形式幹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主權的合法依據。
二是美國裏根政府在簽署“八·一七”公報之前對臺的“六項承諾”。即：對兩岸統一不設時間表；在售臺武器之前不與大陸磋商；不當兩岸的調解人；不修改《與臺灣關係法》；承認臺灣的主權；不迫使臺灣與大陸進行和談。“實際上，這‘六項承諾’雙方都沒有簽字，等于是一紙空文，和《與臺灣關係法》一樣，本身不具合法性，本身理不直氣不壯，但總被美國拿來當作擋箭牌，被臺灣拿來當作定心丸。”羅援建議對此需要一並清算。
三是清理美國國會《2000財年國防授權法》這一限制兩軍在12個領域開展交流的法案。“可以先易後難，先急後緩，通過戰略對話，對美國涉華的文件、法律法規列出清單，逐一清理。”朱成虎認為，“這些障礙是歷史形成的，解決起來尚需過程，但希望美方能認真、妥善照顧中方的關切，信守發展兩軍關係、兩國關係的承諾。”
“美國必須兌現對中國人民的承諾，要對它所說的‘逐漸減少，直至最終停止對臺軍售’的承諾負責，要制定出一個路線圖，給出一個時間表，制定一個量化標準。”羅援認為，除了督促美國履行“八·一七”公報中的承諾外，反制美國的措施應標本兼治：
從治本的角度來看，首先是要增強我國的國防實力。特別是在兩岸關係已經緩和的情況下，美國再次觸犯我核心戰略利益，也給我方一個非常正當的理由加強國防現代化建設，加強武器裝備的研制、採購。“我們可以借鑒美國在其2010年國防預算報告中‘追加戰爭撥款’的做法，明確提出因為臺海威脅，增加軍費投入。”羅援建議，也可以借鑒2007年俄羅斯應對美國在捷克、波蘭部署導彈防禦係統的做法，調整我方的軍力部署。在地緣政治上，我方也應加強與俄羅斯等周邊國家的交流和合作，加大軍事交往。朱成虎補充說，美國售臺武器，對我國東南沿海的軍事設施安全構成了新的威脅，這也逼得我方不得不加大國防投入，調整部署。
從治標的角度看，羅援建議，一是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找準美國的軟肋，加以反制。二是可以旁敲側擊、暗渡陳倉。現在中美之間是利益攸關者，在許多利益上交叉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可採取拋售部分美國國債等經濟手段進行制裁。三是制裁參與售臺武器的美國軍工企業，如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等。四是採取不合作態度。美國國務卿希拉裏曾說，中美兩國現在已是“同舟共濟”的關係了。這就如同兩個人在劃船，美國先打亂了步驟，我們也要打亂步驟。 “中國要提醒美國人，不可能一方面要求中國在很多方面與美國合作，另一方面卻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
“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已今非昔比，我們手裏也有許多牌可打。”柯春橋認為，對美國既可以進行“軟反制”，也可以進行“硬反制”。軟反制包括中斷中美兩軍關係，表達官方和民間的共同抗議；硬反制則是在美國有求于中國合作的方面採取相應措施，並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不過，他同時也提醒，需要客觀認識中美之間的實力對比，將對美反制措施放在一個長期戰略的考慮中。
“特別是在兩軍交流中，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發展，美國對中美兩軍交流的熱情很高，希望了解中國軍事實力，了解中國的戰略意圖，2009年奧巴馬訪華時也力推兩軍交流，我方處于主動地位。因此，在當前背景下，對于我方有利的軍事交流可以進行；凡是對我不利的，就可中止；對雙方都有利有弊的，可先緩緩。”朱成虎主張採取戰略博弈的態度對待。
“總的原則就是要‘有理、有力、有節’。”羅援說，“有理”，我們已經佔領了道義制高點，是受害者，是後發制人；“有力”，就是出手要狠，要打到痛處，讓其知道在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時，也是要付出代價的；“有節”，就是要掌握好出拳的時機和力度，設計好組合拳的出拳套路，分寸拿捏得當。
中美關係再添波折
此次軍售也勢將影響兩軍剛剛恢復的軍事交流。2009年10月，軍委副主席徐才厚訪問美國，因2008年10月美國布什政府宣布售臺武器而受到嚴重幹擾的中美兩軍關係得到了恢復。今年年內，雙方已安排了一係列新的交流活動，包括美國國防部長蓋茨訪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實現互訪、中美軍艦互訪等。這次對臺軍售獲批，無疑會嚴重影響這些預期進行的交流活動。
從中美兩軍關係的發展前景來看，朱成虎認為，美國對臺軍售是“損人不利己”的。首當其衝的就是破壞了雙方的互信度，將影響和阻礙兩軍之間的交流，影響未來中美兩國在反恐、氣候變暖以及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合作。同時，中方也可能會推遲美國感興趣的合作，比如進行核戰略交流、增強軍事透明度等。
朱成虎認為，隨著中國的發展，中美之間的摩擦不斷增多，“這不足為奇，也是雙方關係成熟的一個表現，並不是壞事。”但同時，他指出，需要看到的是，臺灣問題的長期存在是美國對華戰略大框架下的必然結果，所以要認識到臺灣問題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從長遠看，美國的全球戰略不會發生太大變化。他將其概括為：依托兩約（北約和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立足兩洲（亞洲和美洲）、控制海洋、扼制中俄、獨霸世界。
“當前中美關係仍然趨穩，對抗因素亦會增加，但不致出現分裂，不會導致戰爭。”朱成虎看來，社會意識形態的差異、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新崛起大國必然受到既有大國圍堵的規律，以及中方在發展過程中需要拓展自身利益的客觀需求、美國政府以及軍方對華態度差異等多個因素，導致中美之間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中美的共同利益已經遠遠超過了雙邊關係的范疇，具有更廣闊的戰略和全球意義。”柯春橋認為，尤其是在世界仍未走出金融危機，同時還面臨氣候變化、糧食安全、核不擴散等全球性問題的時候，中美關係出現波折既不符合美方利益，也不符合時代發展潮流和世界安全與繁榮。
在羅援看來，當前美國面臨“一二二”困境，即一大金融危機、兩大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兩大核危機（伊朗核危機、朝鮮核危機）。這些都事關其核心戰略利益，美國都需要在這些方面得到中國的理解和合作。
“合則兩利，鬥則兩傷，發展中美關係，要從戰略全局出發。”美方要克服國內鼓噪，摒棄冷戰思維，負責任地履行承諾，成為了多位受訪專家的共識。
面對部份大城市房產快速增溫，導致房價暴漲，大陸國務院再次發布平穩房市通知的「國十一條」，要求合理引導住房消費，抑制投機購房，對已利用貸款購買住房、又申請購買第二套以上住房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於四○％，貸款利率嚴格按照風險定價。
同時，國務院並要求應加大差別化信貸政策執行力度。金融機構在繼續支援居民首貸購買普通自住房的同時，要嚴格二套住房購房貸款管理，合理引導住房消費；對不符規定條件的，一律不得給予相關住房稅收優惠。要加快研究完善住房稅收政策，引導居民樹立合理、節約的住房消費觀念。
引導住房消費 防炒樓不寬「貸」
對於「國十一條」對房地產可能產生的影響，在北京與西安投資房地產開發的台灣建築師莊耀山認為，因受大陸城市化發展趨勢、人均住房面積增加、土地成本居高不下、土地稅率不斷調升等因素影響，長期看，大陸房地產市場的需求量仍將持續增長，主要城市總體房價並不會因調控而有明顯變化。
需求持續增長 台商認為影響不大
《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通知》，旨在加強和改善房地產市場調控，穩定市場秩序。不過，由於相關通知內容與作法，大都只是現行規定的明確化，能否真正抑制房價，大陸網民反應並不樂觀，不少網民嘲諷，「房價與收入何時能與國際接軌？」
在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有效供給方面，國務院要求加快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建設，適當加大經濟適用住房建設力度。這一要求是針對一般買不起房及收入較低住戶，也算是「民心工程」，並藉此壓抑高房價。
民心工程 加快興建中低價位房屋
也因此，「國十一條」還要求抓緊編制一○至一二年住房建設規畫，重點明確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限價商品住房、公共租賃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廉租住房的建設規模。
金融機構要完善房地產信貸風管制度，嚴格執行房地產資本金要求，嚴禁貸款給不符信貸規定的房產開發商款。有關部門要加強對信貸資金流向和跨境投融資的監控，防範信貸資金違規進入房地產市場，防止境外「熱錢」衝擊市場。
為防範境外熱錢炒作，國務院並要求對於境外機構和個人在境內投資購買房地產的，要嚴格按照現行政策執行。
「國十一條」除強調解決低收入戶住房問題外，顯然也在抑制高房價，防大陸地產泡沫化。根據台商表示，去年北京、上海或廣州此等大城市，房地產平均漲幅都在三○％左右，二級城市則漲幅約一○％至二○％，「以此計算，數年下來漲幅真的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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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歲的該案被告人陶建國，因犯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1999年至2008年期間，陶建國曾先後擔任上海市浦東新區農村發展局城鎮建設管理處（村鎮規劃土地處）處長助理、副處長及上海市浦東新區外高橋功能區域管理委員會規劃建設和環境管理處負責人、副處長等職務，負責轄區內建設用地規劃許可等工作。
在此期間，陶建國先後收受錢款共計人民幣106萬元，並從洪某處收取價值1379餘元的房產29套。
此案於今年八月中旬在上海一中院開庭審理，連審兩天。
法院今天宣判時指，陶建國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財物共計1485萬元，其行為構成受賄罪，且情節特別嚴重。
但因其有立功情節，並主動退出了部分贓款，且涉案房產均已被查封，決定予以減輕處罰，遂作出前述判決。（香港明報）
星島環球網消息：山城重慶將再一次成為鎂光燈的主角。這裡的打黑浪潮還未平復，官場洗牌依舊撲朔迷離，新聞事件卻接二連三地出現。種種事件表明，震動中的山城並沒有減速的跡象，恰在此時，一個被稱為“終極反腐”的制度出現在山城，使這座城市再次被關注。日前，有消息傳來，重慶市將在部分司法機關領導幹部中率先試點官員財產申報制度。
《法制日報》報道，實際上，此前關於推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呼聲一直甚高，對於此制度的爭論也由來已久。重慶並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地區，此前各地的試點如火如荼，但欠缺誠意，人們有理由認為，重慶或將成為下一個“政績工程”的試點。
但消息傳開後，輿論對此傾注的熱情卻異常高漲。觀察者發現，在該制度草案的設計中，至少有兩點新意：其一，將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上升至省級政府層面試點的，重慶是第一個；其二，重慶市的部分司法機構將別於其他政府機關，先行試水。
制度草案的起草參與人之一、兩屆重慶市全國人大代表韓德雲律師這樣形容重慶市此次試水：“和此前試點不同，這將具有突破性意義，讓人充滿期待。”
為何先行于司法機構
12月2日下午，中共重慶市委三屆六次全會通過《中共重慶市委關於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党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意見》(下稱《意見》)。這份《意見》指出，要旗幟鮮明地推進反腐敗鬥爭，深入推進重點領域、關鍵環節的改革和制度創新，對司法機關部分重要崗位領導幹部實行財產申報制度試點。
實際上，這一制度已經在11月經由重慶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通過，而正式的制度將在重慶市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後，最快於明年出臺。
重慶當地媒體報道稱，該制度的試點範圍涉及重慶市法院和檢察院中的重要崗位及重要的領導崗位，這將囊括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中三大庭的正副職，以及市檢察院和下屬分院職務犯罪偵查局(分局)、瀆職犯罪檢察處的正副職。“兩院”的院級領導或暫未列入其中。
根據制度草案設計，擔任這些崗位的官員的財產一年一次申報後，在市人大官方網站和官方指定的報紙上公示。如查實申報不實者，就地免職。
如果正式出臺的制度與此相差不大，將會是重慶市司法系統的一次強力反腐衝擊。但為何要將財產申報制度先行于司法機構，制度的設計者們並沒有過多地透露。如果結合此次山城的全面打黑行動，還是會發現制度設計的一些端倪。
在重慶的“打黑風暴”中，當地司法機關有4名局級幹部、14名處級幹部“落馬”。
宏觀來看，今年1月至9月，重慶市共受理群眾信訪舉報1.9萬件，查處廳級幹部19人。一些被查處的幹部曾在司法機關擔任重要職務，其中包括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原副院長張弢、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執行庭原庭長烏小青、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彭長鍵等人。
11月底，羈押期間的烏小青在看守所內自殺身亡。其曾任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的法官進修學院院長、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副廳級)，由於涉嫌收受賄賂和鉅額財產來源不明，于2009年6月9日被檢察機關以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
根據烏死前的審查情況，其受賄情形驚人。從1998年到2008年，烏小青先後索取、收受多人賄賂共計人民幣357.5萬元、港幣10萬元，涉嫌受賄犯罪。同時還查明，烏另有518萬元人民幣不能說明合法來源，涉嫌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犯罪。
有知情人士透露說，官員財產申報的試點範圍選擇在司法領域中，是因為“在今年的打黑中，發現了這一領域中的一些官員出了問題”。
在《意見》中也可以發現，其強調，要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規範自由裁量權；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增強制度的權威性和執行力。
由此看來，重慶市選擇在打黑行動後，由司法部門著手試水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不無道理。
終極反腐“從理想走進現實”
實際上，在今年8月，重慶市江北區就出臺了《江北區幹部選拔任用廉政申報試行辦法》，規定今後選拔正科以上幹部需先申報個人財產，如申報不實將撤銷任命。
當時，正值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前，而全會的一個主要議程就是研究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党的建設問題，其中關於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討論也隨之升溫。
在今年3月1日“兩會”前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答網民提問時，提到要儘快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來預防腐敗。
從中央到地方的種種行為來看，被稱做“終極反腐”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正在慢慢由“理想走進現實”。
不久前，湖南省湘鄉市的官員在網上大“曬”住房，接受群眾的監督。在湘潭市紀委主辦的湘潭廉政網上，公佈了湘鄉市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的住房情況，詳細列出了69名幹部的姓名、所在單位、現任職務以及住房申報的套數。通過點擊幹部姓名，還可以看到該位領導幹部住房情況6項申報資訊：住房套數、住房性質、住房位置、建築面積、房屋價格、產權人姓名與公示人的關係。
該市紀委表示，如果發現被公示人在住房購買、建造等行為中存有違法違紀問題，可以進行舉報並提供具體線索。可網上發表舉報，也可電話舉報。
湖南湘鄉這一措施的推出，立刻引起公眾熱議。
作為重慶市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起草參與人之一，韓德雲透露該制度實際上重慶市已經醞釀很久。
早在今年上半年，重慶市紀委就開始醞釀試點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在烏小青案案發後，當時的試點範圍只劃定在了法院執行機構。後經多方研究，將申報人員的範圍擴大到了“兩院”的重要崗位，力圖使制度更貼近核心。
有媒體報道，該制度設計起草初期，曾邀請紀委、人大、法院、檢察院等機構以及法學界的專家反復研討，數易其稿。這一制度最快將在明年初的重慶市政法工作會議後施行。
雖然還未正式實施，該消息已經在重慶市“兩院”中引起震動。重慶市檢察機關一位中層幹部對《法制日報週末》記者稱，目前單位內的有關人士已經開始申報工資、繼承所得、投資收入等財產收入，在制度正式出臺前，留出了一定的適應和緩衝期。
地方實踐“看上去很美”
統計今年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試點可以發現，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四川高縣、上海浦東、湖南瀏陽和湘潭所轄的湘鄉等地大多為基層政府，申報人群大多集中在科級幹部和縣處級幹部，針對各地的申報措施，褒貶不一。
新疆阿勒泰地區是全國第一個實施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地區，制度推行伊始，當地幹部的財產申報情況就被公開在阿勒泰廉政網上，受人監督。但質疑聲也不絕於耳。
多數質疑者認為，阿勒泰地區的公示還不夠徹底，對外公開的只有官員的工資收入、獎金補貼等情況，而官員的全部財產情況只對內由紀委掌握，並不對外公開。這樣的做法被輿論稱為“兩本賬”。
而另一個備受爭議的是浙江慈溪的試點。這裡規定，全市700余名現任副局(鎮)以上領導幹部，除了公佈收入等內容外，幹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產、擁有的私家車等大宗財產，以及官員親屬從業、子女就學等情況都要詳細公佈。實施的規則“看上去很美”，但是其也規定只在各單位公示3天。民眾認為時間太短，難免流於形式。
這些試點的相繼實踐，並未給民眾帶來期許的結果，甚至有許多制度變為領導的“政績工程”。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說，有的試點推行公示制度，卻沒有得到當地領導的支援，結果財產公示的工作有些避重就輕、流於形式。
地方實踐擺脫不了“小打小鬧”的困境，誠如北京大學公眾參與研究與支援中心主任王錫鋅所言，若缺少中央自上而下的立法支援，這些試點固然有好的願景，但終將難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重慶實驗“具有突破性意義”
韓德雲曾經連續4年在全國兩會期間，執著于提交《關於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財產申報法》的建議。在今年年初，韓德雲參與了關於重慶市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前期起草工作。
對於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韓德雲是建言者和推動者，“一些地方甚至搞不清楚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改革的重點在哪”。對於一些地區試點的缺陷和不足，韓德雲不吐不快，但這次他卻在重慶市即將推行的實驗上看到了希望。
“此次重慶的試點有所不同，這將是國內第一個在省級政府推行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韓德雲說，“不同於其他地方基層政府的實驗，重慶此次的制度有立法根據，經由立法決策機關通過合法的程式制定，立法層級越高，推行後就越不容易走形”。
在韓看來，倘若重慶制度推行開來的話，在制度的內容、程式和效果上，都將具有突破性的意義。韓德雲對此十分期待。
但對於更詳細的內容，韓德雲表示由於制度並未正式公開，作為參與人之一，不易作明確的解讀。
倘若制度推行，能否突破官員財產公示的固有阻力———來自於官員中的既得利益者，此問題依然待解。
實際上，眾多研究者提出了各種做法，來應對上述阻力。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王全傑主推任前公示和建立退贓賬戶，任前公示可以保證多數的官員成為制度所約束的人群，官員只要工作調動，不管升職還是降職，就不可避免地要公示財產。這樣，既給官員留了緩衝期，又為官員留足了面子，不至於抵觸制度的推行。
而退贓賬戶的建立，從某種意義來看，對官員的豁免無可避免。這也是王全傑眼中“不得已而為之”的策略手段，為了財產申報制度可以推行，為了這項制度可以長遠地發展，需要在一定程度作出政治妥協，甚至還有司法妥協。
“要保證官員們上繳贓款後不再追究政治及刑事責任，否則制度將難以推行。”王全傑說。
制度建設後續的困境也擺在公眾面前———如果豁免是不可避免的話，對官員的豁免要進行到多大的程度？追究與豁免間如何平衡？官員的財產又該如何界定？
對於面前的眾多難題，韓德雲依然認為重慶市的新舉措將會一一化解，應該對其抱以期待。
一、破題
自從「軟實力」的命題被提出來之後，分析中國「軟實力」的文章，就彷如雨後春筍不斷出現。大家都引用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來的觀點，他認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主要存在於三種資源中：「文化（在能對他國產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價值觀（當這個國家在國內外努力實踐這些價值觀時）及外交政策（當政策需被認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時）」。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文化，因此絕大部份的文章，就圍繞在中國文化打轉，而似乎忽略了約瑟夫‧奈的完整說法，他說：「軟實力是一國通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服從你的目標，從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的能力。」
這裡清楚地說明了「軟實力」是分成「軟」和「實力」兩個部份。所謂「軟」包含了兩個部份：一是作為名詞，它指相對於一個國家軍事和經濟等有形的力量而言的文化、制度和對外策略等國家內在的部份。另一是作為動詞，它指一個國家通過某些有形的表現而吸引和說服其他國家學習、效法和跟隨，由於這是非強迫的吸引力，是別人自願被吸引的，古人說「近悅遠來」所以稱為「軟」。所謂「實力」也包括兩種：一種只是外顯的、展示的意義，這種「實力」可以是自衛的；另一種意義則是威脅地、強迫性質的。準此而言，軟實力是該國家或民族所展現出來，足以「近悅遠來」的吸引力。一個國家或民族是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來優質化自己的文化和制度，但是否得以因此而成為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軟實力，則是取決許多其他的因素。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二○○六年十一月在全國文代會、作代會上稱「提升國家軟實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現實課題」。二○○七年一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又指出，加強網路文化建設和管理，「有利於增強我國的軟實力」。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可以說中國領導人是非常重視提升中國的軟實力，但是從其話語來看，只是作為名詞的軟實力。
相對而言，大陸的學者在談中國的軟實力時，其實更多的是帶有可以吸引外人的含意。譬如，中共官方在談「孔子學院」，大陸學者在談外國的「中文熱」、「功夫熱」等等，亳無疑問這也是一種吸引力，但是在這其中就存在著「軟實力」的名詞和動詞間的差異。再舉一個通俗的例子，前一陣子，兩岸都流行過韓劇，那麼韓劇是否是韓國的軟實力呢？當然可以說是，然而顯然這也只是作為名詞的軟實力，韓劇作為軟實力的吸引力，是無法與美國好萊塢的文化產業相抗衡的。所以「軟實力」不僅僅是一陣風潮，而是一種足以使自己國家、民族的文化制度表現出來的價值，可以吸引外人學習甚而內化為外人追求的價值。
如此看來，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軟實力，可以有名詞和動詞之分，自己所能努力的只是名詞的部份；而討論軟實力的文章，卻似乎都自然而然地假設，只要努力優化自己的軟實力，結果就必然具有動詞的軟實力的效果。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從名詞的軟實力到動詞的軟實力是有條件的。
二、晉階
從名詞的軟實力晉升成為動詞的軟實力，必須滿足三個條件：
第一，必須此一軟實力具有現實意義：所謂現實意義，是指可以為他人解決實際的困難。從軟實力的角度來說，之所以可以引起他人的好奇和仿效，其最原始的原因，是因為其方案的有效性，如果甲的方案可以或是被認為可解決乙的困境，當然就會被學習。比如在廿世紀初，中國的知識精英提出德先生、賽先生，以至於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全面照搬蘇聯的政治、經濟政策，都是根源於此。當其時也，其實西方也沒有特別向東方推銷他們的文化、制度，但是中國人認定西方的文化、制度是救國的良方，所以我們就會提出「全盤西化」、「以俄為師」，這是第一種情況。
第二，是必須具有普世意義：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軟實力，如果要有吸引力，其基本的條件之一是必須具有普世意義，因為具有普世意義才能對他人產生意義。例如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範例，又如一個國家提出某種構想體現了時代的需要，或者是人類某種共同的價值，例如和平共處、和諧世界等等。如果一個國家的經驗雖然成功，但是其經驗過狹，就很難具有吸引力。例如，一個小國的成功經驗，就很難具有吸引力，又如一個以出口能源而致富的國家，其致富之道，也不具備成為軟實力的可能性。總之，軟實力的普世性是其擴散的前提。
第三，是支撐軟實力必須有硬實力：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軟實力，都是在其硬實力的支撐之下才能彰顯，沒有抽象的軟實力。按約瑟夫‧奈的說法，軟實力和硬實力應該是相輔相成，沒有硬實力則軟實力也不可能受重視。以中共為例，過去他們提出第三世界論、反霸鬥爭等，就沒有引起多少學者的重視；再如當代中國提出的「中國特色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等，也沒有引起重視。這就說明，軟實力必須有硬實力的支撐，否則就只是空談。所謂「硬實力」，除了指該實力主體的大小、影響力之外，也指其實際成功的範例，和該實力主體對軟實力重視的程度。
第四，是軟實力之所以能夠吸引他者的效尤，還必須有一套邏輯的論述。也就是一套經由經驗事實所抽繹出的理論，透過對理論認識、學習，加以充實和修正，才能不斷豐富其內涵，形成完整的體系。有了體系性的理論，才能夠提供他人完整地思考，以便提供找出有益的部份加以參考或創新，也可以提供給他人加以經驗印證或批判。
其實正如同「軟實力」乙詞一樣，約瑟夫．奈提出此一名詞之後，由於它具備了上述的充份和必要的條件，所以名詞的軟實力，產生了動詞的效果，如今世界各國都將軟實力作為國家綜合國力評估的一個重要環節。
準此，對一個國家或民族而言，作為現代的國家或民族，必然具有其一定的軟實力，但是該國家或民族的軟實力，是否有可能轉為動詞的軟實力，進而影響他人，其必要條件是軟實力的內容之現實意義和普世性程度，而充分條件則是該實力主體自身的影響力、重視程度以及其理論化的程度。唯有在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配合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真正發揮作用。對中國大陸而言，更是如此，中國的文化、文明存在數千年，在前現代化社會中，對週邊國家曾彰顯過軟實力的作用，當進入現代化社會之後，其作用就大不如昔。所以當今像北京當局，十分著力於中國文化的推廣，其實真正的軟實力並不在文化本身，而是中國近卅年的發展道路所彰顯的魅力。
三、中國模式
依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作為名詞的中國大陸軟實力可能很多，例如近年以來中國大陸很努力的「孔子學院」、「和諧外交」、「國際關係民主化」等等，都可以做為中國大陸的軟實力。然而迄今為止，真正成為動詞的軟實力，恐怕只有「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講的是中國大陸近卅年的發展模式，最早是在二○○四年，首先由英國著名智庫倫敦外交政策中心（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在當年五月由喬舒亞．庫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發表的一篇報告，題為《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此報告對中國大陸二十餘年經濟改革的成就，進行了全面、理性的思考與分析。喬舒亞認為，「中國的模式是一種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要、尋求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發展途徑。」他把這種發展途徑定義為：「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循序漸進，積聚能量。創新和實驗是其靈魂；既務實，又理想，解決問題靈活應對，因事而異，不強求劃一是其準則。它不僅關注經濟發展，也同樣注重社會變化，通過發展經濟與完善管理改善社會。」
其實我們如果冷靜地閱讀這些說法，恐怕也看不出任何特別之處。因為除了「極左」的共產主義國家，如一九七九年以前的中國大陸、當今的朝鮮共和國(北韓)之外，任何一個國家必然是「既務實，又理想，解決問題靈活應對」。至於結果不同，則是領導人的判斷，其實和路線無關。真正使西方不得不回頭反省中國大陸的發展道路的原因，應該是以下的因素：
第一、中國大陸是在西方社會的詛咒下繁榮起來：我們只要回顧一下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西方精英對中國大陸前景預測的文章，就可以一目瞭然。絕大多數的西方精英相信韋伯（Max Weber）的說法，認為儒家和資本主義是無法結合的，更不用說共產主義了。所以當今中國大陸的繁榮，打破西方精英的「科學判斷」，超出了他們的知識典範（paradigm），他們不得不以「北京共識」來暫時存放，以便再一次將「中國成長」置於西方社會科學手術檯重新解剖、認識。
第二、中國大陸是唯一的早期的極左社會主義國家中，在經濟上轉軌，而政治上不轉軌卻依然成功的例子，這是資產階級想不通的事。縱觀上一世紀九十年代末，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揚棄共產主義，全面學習西方，結果不論大國、小國都不成功。社會主義中國為什麼會是異數（anomalism），此一異數挑戰了西方社會科學的通則性，如同當年海王星被發現之前的牛頓物理學一樣，雖然完美仍有疑問。同樣地，社會主義中國長時期的成長，對西方的社會科學就是一個拷問和折磨。在沒有答案之前，「中國模式」就是唯一而且暫時可以說得通的「假設」（hypothesis）。必須進一步立足此一「假設」，去證明或是否證西方社會科學的通則。
第三、擋不住的「中國崛起」，也是西方人的困惑。按以往大國崛起的道路，西方人可以說十分熟悉，他們既熟悉你的行徑，也熟悉你的未來，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路徑很了解，所以就很清楚地掌控你的節奏，很有把握地可以知道自己何時出手，結果如何。
但是中國大陸不一樣，她的成長是非帝國主義模式，這就超出了西方的羅盤之外，西方國家相信民族主義、領土主權是中國崛起的軟肋，但是假如我們一方面排列一九九三年的中共貨輪銀河號遭美軍攔檢事件、一九九五年的台海風波、一九九八年的南斯拉夫炸館事件、二○○一年的美中南海撞機事件、二○○八年的「三、一四」西藏事件、二○○九年的「七、五」新疆事件；另一方面又看到上世紀末迄今，中國大陸與俄國、哈薩克的領土糾紛解決、東海與南海的建議方案，實在又令人無法歸納其行為準則。
對這樣一個「測不準」國家，才是西方人講「中國威脅論」的真正原因。因為西方無法了解中國大陸的崛起，也擋不住中國大陸崛起的自我節奏，所以只能將「威脅論」和「機會論」並存的「崛起論」，用來建立一個觀察中國大陸走向的緩衝期，而「中國道路」便是從中國大陸自身出發，去觀察中國大陸崛起的視角。
西方對中國大陸崛起的憂慮和好奇，迫使他們對知識的普世性進行反思，從而提出「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等話語，無形之中為中國提供了傳播軟實力的捷徑。從某種意義來說，不論是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中國週」，都是在「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的話語下彰顯了更強的生命力。換言之，當今作為名詞的「中國軟實力」是中國大陸自己的努力，但是作為動詞的「中國軟實力」，從話語的思考到論述的邏輯體系都還是西方的、西式的。那麼這樣的軟實力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呢？
四、結語
「軟實力」乙詞之所以在中國大陸相當受到認同，主要是它很適合中國人在競賽的場域中，常見的「韜光養晦但有所作為」、「十年寒窗到一舉成名」的過程心理。客觀而言，不論是「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對中國大陸而言當然是存在的，只是中國人覺得如今的中國還未成功，仍遠遠不到總結經驗的時刻。因此，當前都還只是以西洋說中國事的階段，恐怕要等到以中國人以中國話說中國事的時候，中國的軟實力才真正能發揮軟實力的作用。
三十一歲了，單身、渴望愛情，又充滿焦慮感的玲玲，被迫向杭州本地的婚姻介紹所發出求援訊號。她說，「我不想再一個人落單。我渴望愛情，希望能找到合適的另一半，趕緊把自己嫁出去。」。
除了自己本身的期待，更令她精神抓狂的，還有家中那對六十多歲，卻還沒體驗過抱孫子快感的爹娘。玲玲語氣無奈地說，到了三十歲還沒成家，她被迫天天忍受父母「狂轟爛炸」的嘮叨，以及朋友們過度的「關心」。
不只是玲玲。出身天津，年屆三十歲的婷婷，也尋覓人生中的「正確先生」。一百七十公分，樣貌姣好的婷婷，背景其實挺「有料的」。她受過大學高等教育，畢業後，又在一家北京知名外商公司擔任部門主管，月薪八千人民幣。這樣的薪資，一個人在北京過，挺快活的。最重要地，以她的學識和經濟基礎，必然擊敗不少同齡的男性同胞。
但今年七夕情人節當晚，她卻坐在咖啡廳裡，落寞地看著外頭熙熙攘攘的情侶。自從二十五歲起，婷婷就積極物色老公，也經歷過十多次相親，但最後皆以失敗告終。堅決否認自己「太挑剔」的婷婷，自嘲地說，「女人一到三十歲還沒結婚，身價就一落千丈了」。
儘管尚未出現像台灣一樣，專門詛咒戀愛男女的「戀人去死、去死團」。但大陸民眾對於像玲玲和婷婷這樣適婚又單身的熟女，揶揄挖苦起來，卻也相當辛辣。冠在她們頭上的，是一個聽起來不太雅的名詞：「剩女」。
根據網路百科全書「百度百科」的定義，所謂的「剩女」，指的是現代都市女性，她們絕大部分擁有高學歷、高收入、高智商、長相也無可挑剔。因她們擇偶要求比較高，導致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歸宿，而變成高齡未婚熟女。 據大陸媒體統計，光北京，就有五十萬的剩女族群，接近北縣板橋市的人口數。
有人就為這些單身熟女取了一個新封號，３「Ｓ」女人：Single（單身）、Seventies（大多數生於七十年代）、Stuck（被單身卡住了）。
現實上，這群３Ｓ女人正處於人生尷尬期。比她們年紀大的女人，孩子都上小學了；比她們年紀小的，也在挑三揀四後，披著白紗嫁人了；比她們聰明的，沒她們漂亮，比她們漂亮的，沒她們聰明。但不幸地，偏偏被好男人遺忘的，就是這些剩女。
重創剩女心靈的不幸消息，還沒結束。據中國大陸在今年初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在隨機抽樣的三千五百七十名異性戀男子中發現，二十八至四十歲男人中，只有六％未婚。多數好男人早已「名草有主」；剩下沒結婚的，不是被認為是恐婚，不然就是沒錢、沒能力的「爛仔」。
對於剩女的處境，看在某些男性眼裡，剩女本身也要負一些責任。「她們希望男方擁有自己的房子、車子，還要有銀子，這樣才願意嫁」，二十九歲的小高抱怨，一些女孩子在尋找未來的伴侶時過於功利，首先考慮的是經濟條件，而非感情因素。對此，婷婷可大聲喊冤。她十分堅守「原則」地說，「我不挑剔啊！但婚姻是要找一個長久走下去的人。我十分重視，希望一生只會結一次婚」。
傳統的「男女戰爭」，並無法解決剩女的人生大事。剩女所凸顯的晚婚問題，還牽動出更深一層的社會現象：恐婚族群。根據中國社科院所出版的「二○○八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和預測」公佈，中國大陸的登記結婚人數持續減少，男女的初婚年齡也明顯提高。以上海為例，男性的初婚年齡平均超過三十一歲；女性初婚年齡平均超過二十八歲。在北京，男性的初婚齡超過二十八歲，女生超過二十六歲。
針對晚婚的原因，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調查指出，有將近二十二．三％認為自己存在「恐婚」傾向；四五．七％還表示，身邊就有「恐婚族」。且四十四．四％的人認為，恐婚族都是「八○後」（台灣的「七年級」生）。
這群「八○後」的，除了接受過高等教育，又多是獨生子女，受到家庭寵愛，心理程度也會比其他年齡層的人晚熟，再加上生活和工作壓力，讓他們產生對婚姻的恐懼感。同時，收入是否穩定，也是恐婚族考量是否要步入禮堂的另一個因素。調查中發現，收入穩定（七十三．二％）位居結婚條件的榜首。這句話明白說明：沒錢想結婚，免談。
不管是恐婚、「緣分未到」或堅持原則，該結婚，卻沒結婚，確實急煞了一群想抱孫子的爹娘。在北京，每到週末假日的大型公園，總會看到熱鬧的「爹娘代相親」景象。數以百計年過半百、鬢髮灰灰的老人家，手上總會拿著牌子。牌子上頭，多寫上兒子或女兒的基本資料，從年齡到多少家產，項目琳瑯滿目。這些老爺爺、老媽媽無非是希望，能夠為孩子們尋到一份好姻緣。
來自河北石家莊的六十歲王老太太，就是其中一個「代女出征」的老媽媽。她說，她幫女兒找相親機會，已經找了快一年。「我女兒長得清秀、漂亮，工作職業也不差，之前追求她的男士也不少。但她就是太驕，賺錢輸她的看不上。原以為還可以再選選挑挑，沒想到，一晃眼，她都三十二歲了。」話一說完，王老太太決定「跳槽」另一個公園，繼續再戰。
經濟問題，也是剩女、剩男開始氾濫的主因之一。尤其，結婚成本的提高，造成不少男女對婚姻裹足不前的阻礙。中國國際婚博會結婚產業調查統計中心主任廖俊國告訴「二十一世紀經濟導報」，○六年，北京結婚平均費用需要十五萬人民幣。這個數字，在去年漲到十七萬左右。上海更慘：二十萬（近一百萬台幣）。這個驚人的數目，還僅僅是請客、拍婚紗的花費。若還要再算上買房子，沒有上百萬人民幣，和靠父母的資助，結婚這檔事兒，根本是天方夜譚。據統計，在北京，約有九成的新人，得靠父母幫助，才能踏上紅毯的另一端。
因此，剩女除了在茫茫的「男人大海」中，找到跟恐龍一樣幾乎絕種的、年齡地位比她們高的「單身新好男人」外，還要誠心保佑，對象爹娘的銀行存款數，最好要拖著很多的「零」。
在無奈及自怨自艾之餘，為因應剩女和剩男的新社會現象，中國不少城市開始出現「全民情聖」產業，帶動新一波的「戀愛經濟學」。北京一些戀愛媒合公司，為讓京城的一些未婚，甚至未曾和戀愛沾上邊的孤男寡女甩掉「剩男剩女」的封號，特地推出針對他們需求的戀愛培訓班，希望把這群「愛情白癡」，從孤獨中解放出來，拋棄單身。
果然，「對愛飢渴」的市場潛力相當豐沛，報名者的數量，讓這種「全民情聖」的課程，十分火熱。培訓班為保證上課品質，甚至還「以價制量」：一堂課三百人民幣（近一千五百台幣）。
對於這樣的愛情培訓班，很多網友表示很想一試：「一直忙著唸書、工作，沒有時間去想感情的事情，現在都三十多歲了，本以為感情就是那麼回事，找了很久也相了幾次親，每次都很尷尬不知道怎麼談，自然成不了」。有網友就自我告解：戀愛這玩意兒，確實需要技巧。但也有些網友則高舉「緣分旗」強調，「感情靠的是緣分，怎麼可以用技巧來談戀愛呢？」有的還認為，這是在「褻瀆」美麗的感情。
剩女期待美好的婚姻，但也有不少女人卻樂於當「假剩女」。在深圳工作的二十九歲曉婷，半年前才剛告別單身生涯。對於婚姻生活，她語氣帶點落寞地說，結婚後，異性朋友似乎離自己越來越遠了。以前一耍小任性，身邊的男生，就會遞「無條件降書」。但結婚後，這種「特權」早已消失。
曉婷說：「單身時，你可以抱怨工作煩人、客戶討厭。總會有個憐香惜玉的人，過來安撫；就算你發脾氣了，那也不過是單身女人的特權，即使有點無理取鬧也被認為是理所當然」。「但結婚後，再抱怨這些，只會讓人覺得你眼光有問題，怎麼選了個無能老公，讓你一個人在外邊死扛？再說，這也是你自找的」，曉婷開始懷念起「窈窕淑女」的生活。
最後，她決定拔掉結婚戒指，當「隱婚族」。
隱婚族，又被稱作「偽單身」。他們的年齡大多集中在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間，其中又以女性居多。
「得到了一棵樹，卻可能喪失整片森林」，對比已婚者，單身始終會帶來一些優勢。有更多的自由，交友機會多，選擇機會多。所以，他們只辦理結婚證，藉由法律管道，認證自己的婚姻。再者，隱瞞婚姻現實，還能讓自己的社交生活變得更簡單。一旦有別人送來婚禮請柬，自己不去參加，也不會遭到什麼埋怨。「我結婚時，沒有收大家的禮金；現在別人結婚，我就不用送給別人禮金」，曉婷又點出當隱婚族的另一項好處：節省開支。
有趣地，「假剩女」當隱婚族，還有另一更正當的理由：工作便利。
因為，中國大陸不少公司企業多喜歡以「未婚」聘用員工的前提條件。這與大陸的公司主管認為，年輕人幹勁十足，但一旦有了婚姻的拖累，「工作能力就會下降」。不少隱婚族抱怨，正是這種想法，讓不少人選擇了隱婚。
「白領女性一旦結婚，主管就會擔心，她們會懷孕生子、牽累工作。這逼著我們，只能隱著算了」，另一個來自山東濟南的隱婚族小玉，說出最實際的問題。
為此，她們寧可披著「偽單身」的盔甲，小心翼翼地保護著自己的工作，防範被高層主管打入冷宮。
在一份大陸媒體所做的調查中，關於隱婚的原因排名的前兩項「為保住飯碗，求得事業更好的發展」、「社交恐慌，害怕被排擠在社交圈之外」，都是來自於職場生活。
似乎，在中國大陸的社會中，某種程度上，工作和婚姻，有著一種「魚和熊掌」的詭異關係。在職場上叱吒風雲的「正港剩女」，尚未有機會體驗這一點。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案，已於本（九十八）年六月九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本年八月十四日施行。修正重點包括全面放寬大陸配偶的工作權、縮短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的時間為六年、取消大陸配偶繼承在台灣地區遺產新台幣二百萬元的限制，以及增訂移民署在強制大陸配偶出境前，得召開審查會，並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的機會。因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為具體落實修正條例之運作，以保障具合法婚姻之大陸配偶權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已配合修正「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 。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修正重點
大陸配偶取得台灣地區身分證之時間已由八年縮短為六年，因此，配合取消結婚團聚滿二年始得申請依親居留之規定。即大陸配偶經團聚許可入境後，立即可申請依親居留，四年後可申請長期居留，在台長期居留滿二年，可申請定居。大陸配偶在台依親居留不再限定數額，長期居留則每年限額一萬五千人，但對於因本次修法身分轉換取得長期居留資格者數額亦不限。
基於人道考量，放寬大陸配偶在團聚期間懷孕七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二個月內、依親居留及長期居留者，大陸地區之父母親可來台探親。另基於親子團聚權之考量，增列大陸配偶在台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期間，其大陸之未成年親生子女可來台探親。若親生子女年齡在十四歲以下者，或首次來台在十四歲以下者，可來台探親六個月，停留期滿可辦理延期六個月。
大陸地區人民在台依親、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修正重點
放寬大陸配偶在台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期間，若依親對象亡故，或受家暴經判決離婚，且在台有未成年子女者，可繼續在台居留，不撤銷或廢止許可。對於九十三年三月一日後曾在台依親居留，因配偶亡故被廢止許可證返回大陸者，可再重新申請來台依親居留。
對於在台配偶收養大陸配偶未滿十八歲之親生子女；及大陸配偶在長期居留或定居階段，其大陸之親生子女首次來台探親在十四歲以下者，在台停留連續滿四年，且每年停留期間滿一百八十三天者，其大陸親生子女可申請在台長期居留。
本次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相關子法的修訂，其目的是為了保障大陸配偶在台權利，並促使社會大眾能以正確健康之態度看待大陸配偶，故基於「大陸配偶乃家庭經濟支柱的角色」與人權保障的角度，來調整修正相關法令，期能真正落實保障大陸配偶的基本生活權益，讓兩岸婚姻可以更加幸福美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