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破題
自從「軟實力」的命題被提出來之後，分析中國「軟實力」的文章，就彷如雨後春筍不斷出現。大家都引用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來的觀點，他認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主要存在於三種資源中：「文化（在能對他國產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價值觀（當這個國家在國內外努力實踐這些價值觀時）及外交政策（當政策需被認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時）」。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文化，因此絕大部份的文章，就圍繞在中國文化打轉，而似乎忽略了約瑟夫‧奈的完整說法，他說：「軟實力是一國通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服從你的目標，從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的能力。」
這裡清楚地說明了「軟實力」是分成「軟」和「實力」兩個部份。所謂「軟」包含了兩個部份：一是作為名詞，它指相對於一個國家軍事和經濟等有形的力量而言的文化、制度和對外策略等國家內在的部份。另一是作為動詞，它指一個國家通過某些有形的表現而吸引和說服其他國家學習、效法和跟隨，由於這是非強迫的吸引力，是別人自願被吸引的，古人說「近悅遠來」所以稱為「軟」。所謂「實力」也包括兩種：一種只是外顯的、展示的意義，這種「實力」可以是自衛的；另一種意義則是威脅地、強迫性質的。準此而言，軟實力是該國家或民族所展現出來，足以「近悅遠來」的吸引力。一個國家或民族是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來優質化自己的文化和制度，但是否得以因此而成為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軟實力，則是取決許多其他的因素。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二○○六年十一月在全國文代會、作代會上稱「提升國家軟實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現實課題」。二○○七年一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又指出，加強網路文化建設和管理，「有利於增強我國的軟實力」。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可以說中國領導人是非常重視提升中國的軟實力，但是從其話語來看，只是作為名詞的軟實力。
相對而言，大陸的學者在談中國的軟實力時，其實更多的是帶有可以吸引外人的含意。譬如，中共官方在談「孔子學院」，大陸學者在談外國的「中文熱」、「功夫熱」等等，亳無疑問這也是一種吸引力，但是在這其中就存在著「軟實力」的名詞和動詞間的差異。再舉一個通俗的例子，前一陣子，兩岸都流行過韓劇，那麼韓劇是否是韓國的軟實力呢？當然可以說是，然而顯然這也只是作為名詞的軟實力，韓劇作為軟實力的吸引力，是無法與美國好萊塢的文化產業相抗衡的。所以「軟實力」不僅僅是一陣風潮，而是一種足以使自己國家、民族的文化制度表現出來的價值，可以吸引外人學習甚而內化為外人追求的價值。
如此看來，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軟實力，可以有名詞和動詞之分，自己所能努力的只是名詞的部份；而討論軟實力的文章，卻似乎都自然而然地假設，只要努力優化自己的軟實力，結果就必然具有動詞的軟實力的效果。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從名詞的軟實力到動詞的軟實力是有條件的。
二、晉階
從名詞的軟實力晉升成為動詞的軟實力，必須滿足三個條件：
第一，必須此一軟實力具有現實意義：所謂現實意義，是指可以為他人解決實際的困難。從軟實力的角度來說，之所以可以引起他人的好奇和仿效，其最原始的原因，是因為其方案的有效性，如果甲的方案可以或是被認為可解決乙的困境，當然就會被學習。比如在廿世紀初，中國的知識精英提出德先生、賽先生，以至於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全面照搬蘇聯的政治、經濟政策，都是根源於此。當其時也，其實西方也沒有特別向東方推銷他們的文化、制度，但是中國人認定西方的文化、制度是救國的良方，所以我們就會提出「全盤西化」、「以俄為師」，這是第一種情況。
第二，是必須具有普世意義：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軟實力，如果要有吸引力，其基本的條件之一是必須具有普世意義，因為具有普世意義才能對他人產生意義。例如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範例，又如一個國家提出某種構想體現了時代的需要，或者是人類某種共同的價值，例如和平共處、和諧世界等等。如果一個國家的經驗雖然成功，但是其經驗過狹，就很難具有吸引力。例如，一個小國的成功經驗，就很難具有吸引力，又如一個以出口能源而致富的國家，其致富之道，也不具備成為軟實力的可能性。總之，軟實力的普世性是其擴散的前提。
第三，是支撐軟實力必須有硬實力：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軟實力，都是在其硬實力的支撐之下才能彰顯，沒有抽象的軟實力。按約瑟夫‧奈的說法，軟實力和硬實力應該是相輔相成，沒有硬實力則軟實力也不可能受重視。以中共為例，過去他們提出第三世界論、反霸鬥爭等，就沒有引起多少學者的重視；再如當代中國提出的「中國特色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等，也沒有引起重視。這就說明，軟實力必須有硬實力的支撐，否則就只是空談。所謂「硬實力」，除了指該實力主體的大小、影響力之外，也指其實際成功的範例，和該實力主體對軟實力重視的程度。
第四，是軟實力之所以能夠吸引他者的效尤，還必須有一套邏輯的論述。也就是一套經由經驗事實所抽繹出的理論，透過對理論認識、學習，加以充實和修正，才能不斷豐富其內涵，形成完整的體系。有了體系性的理論，才能夠提供他人完整地思考，以便提供找出有益的部份加以參考或創新，也可以提供給他人加以經驗印證或批判。
其實正如同「軟實力」乙詞一樣，約瑟夫．奈提出此一名詞之後，由於它具備了上述的充份和必要的條件，所以名詞的軟實力，產生了動詞的效果，如今世界各國都將軟實力作為國家綜合國力評估的一個重要環節。
準此，對一個國家或民族而言，作為現代的國家或民族，必然具有其一定的軟實力，但是該國家或民族的軟實力，是否有可能轉為動詞的軟實力，進而影響他人，其必要條件是軟實力的內容之現實意義和普世性程度，而充分條件則是該實力主體自身的影響力、重視程度以及其理論化的程度。唯有在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配合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真正發揮作用。對中國大陸而言，更是如此，中國的文化、文明存在數千年，在前現代化社會中，對週邊國家曾彰顯過軟實力的作用，當進入現代化社會之後，其作用就大不如昔。所以當今像北京當局，十分著力於中國文化的推廣，其實真正的軟實力並不在文化本身，而是中國近卅年的發展道路所彰顯的魅力。
三、中國模式
依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作為名詞的中國大陸軟實力可能很多，例如近年以來中國大陸很努力的「孔子學院」、「和諧外交」、「國際關係民主化」等等，都可以做為中國大陸的軟實力。然而迄今為止，真正成為動詞的軟實力，恐怕只有「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講的是中國大陸近卅年的發展模式，最早是在二○○四年，首先由英國著名智庫倫敦外交政策中心（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在當年五月由喬舒亞．庫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發表的一篇報告，題為《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此報告對中國大陸二十餘年經濟改革的成就，進行了全面、理性的思考與分析。喬舒亞認為，「中國的模式是一種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要、尋求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發展途徑。」他把這種發展途徑定義為：「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循序漸進，積聚能量。創新和實驗是其靈魂；既務實，又理想，解決問題靈活應對，因事而異，不強求劃一是其準則。它不僅關注經濟發展，也同樣注重社會變化，通過發展經濟與完善管理改善社會。」
其實我們如果冷靜地閱讀這些說法，恐怕也看不出任何特別之處。因為除了「極左」的共產主義國家，如一九七九年以前的中國大陸、當今的朝鮮共和國(北韓)之外，任何一個國家必然是「既務實，又理想，解決問題靈活應對」。至於結果不同，則是領導人的判斷，其實和路線無關。真正使西方不得不回頭反省中國大陸的發展道路的原因，應該是以下的因素：
第一、中國大陸是在西方社會的詛咒下繁榮起來：我們只要回顧一下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西方精英對中國大陸前景預測的文章，就可以一目瞭然。絕大多數的西方精英相信韋伯（Max Weber）的說法，認為儒家和資本主義是無法結合的，更不用說共產主義了。所以當今中國大陸的繁榮，打破西方精英的「科學判斷」，超出了他們的知識典範（paradigm），他們不得不以「北京共識」來暫時存放，以便再一次將「中國成長」置於西方社會科學手術檯重新解剖、認識。
第二、中國大陸是唯一的早期的極左社會主義國家中，在經濟上轉軌，而政治上不轉軌卻依然成功的例子，這是資產階級想不通的事。縱觀上一世紀九十年代末，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揚棄共產主義，全面學習西方，結果不論大國、小國都不成功。社會主義中國為什麼會是異數（anomalism），此一異數挑戰了西方社會科學的通則性，如同當年海王星被發現之前的牛頓物理學一樣，雖然完美仍有疑問。同樣地，社會主義中國長時期的成長，對西方的社會科學就是一個拷問和折磨。在沒有答案之前，「中國模式」就是唯一而且暫時可以說得通的「假設」（hypothesis）。必須進一步立足此一「假設」，去證明或是否證西方社會科學的通則。
第三、擋不住的「中國崛起」，也是西方人的困惑。按以往大國崛起的道路，西方人可以說十分熟悉，他們既熟悉你的行徑，也熟悉你的未來，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路徑很了解，所以就很清楚地掌控你的節奏，很有把握地可以知道自己何時出手，結果如何。
但是中國大陸不一樣，她的成長是非帝國主義模式，這就超出了西方的羅盤之外，西方國家相信民族主義、領土主權是中國崛起的軟肋，但是假如我們一方面排列一九九三年的中共貨輪銀河號遭美軍攔檢事件、一九九五年的台海風波、一九九八年的南斯拉夫炸館事件、二○○一年的美中南海撞機事件、二○○八年的「三、一四」西藏事件、二○○九年的「七、五」新疆事件；另一方面又看到上世紀末迄今，中國大陸與俄國、哈薩克的領土糾紛解決、東海與南海的建議方案，實在又令人無法歸納其行為準則。
對這樣一個「測不準」國家，才是西方人講「中國威脅論」的真正原因。因為西方無法了解中國大陸的崛起，也擋不住中國大陸崛起的自我節奏，所以只能將「威脅論」和「機會論」並存的「崛起論」，用來建立一個觀察中國大陸走向的緩衝期，而「中國道路」便是從中國大陸自身出發，去觀察中國大陸崛起的視角。
西方對中國大陸崛起的憂慮和好奇，迫使他們對知識的普世性進行反思，從而提出「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等話語，無形之中為中國提供了傳播軟實力的捷徑。從某種意義來說，不論是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中國週」，都是在「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的話語下彰顯了更強的生命力。換言之，當今作為名詞的「中國軟實力」是中國大陸自己的努力，但是作為動詞的「中國軟實力」，從話語的思考到論述的邏輯體系都還是西方的、西式的。那麼這樣的軟實力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呢？
四、結語
「軟實力」乙詞之所以在中國大陸相當受到認同，主要是它很適合中國人在競賽的場域中，常見的「韜光養晦但有所作為」、「十年寒窗到一舉成名」的過程心理。客觀而言，不論是「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對中國大陸而言當然是存在的，只是中國人覺得如今的中國還未成功，仍遠遠不到總結經驗的時刻。因此，當前都還只是以西洋說中國事的階段，恐怕要等到以中國人以中國話說中國事的時候，中國的軟實力才真正能發揮軟實力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