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周刊 二十三卷 九期 (2009-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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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更需要民主辯論與重新啟蒙 ．秦暉
秦暉認為，當下中國民間社會共識破裂並深刻分化，改革的一些得利者迷戀弄權致富，不希望民主；而改革的一些受損者出現反改革情緒，希望文革式民主。今天的中國需要一場關於民主的思想論戰與啟蒙，更勝於簽名呼籲民主。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清華大學有關方面幾次給我打電話說，「保衛部門」要找我談話。到今年一月九日，人文學院的書記、副書記與我約定後來到寒舍，對我說：上面知道我簽署了「零八憲章」，因此讓他們來調查情況。
我對他們說：我並未簽署「零八憲章」。說我簽了那是誤傳。但是「憲章」的主要精神和訴求我是贊同的。簽署者中也有我的很多朋友。很久以來只要有機會，議論中國的憲政民主進程應當如何啟動就是常有的話題，也包括討論各種各樣的文本。在人們思想交流如此活躍、交流手段也如此多樣的信息社會，鄭重其事地查問誰在什麼時間同你第幾次討論某個文章，這不是很無聊嗎？既不涉及國家機密，也不涉及刑事案件，調查這些是要幹什麼呢？
我表示：由於對文本內容等方面有些看法，我沒有簽署這個文件。但我不能承諾以後也不會簽署類似文件。要求公民只能表政府喜歡的態，這在文明發達的今天是很丟臉的事兒。不要說我對「憲章」的主要精神是贊成的，就是不贊成，我也持「不同意你的觀點，但堅決捍衛你發表觀點的權利」的立場，反對因「憲章」之事抓人。我沒有在零八憲章上簽名，但如果有人發動簽名要求釋放因「憲章」被捕的劉曉波先生，我很可能簽名。因為如果今天因言論可以抓劉曉波，明天也可能因言論而抓我。捍衛劉曉波的言論自由，也就是捍衛我們自己、包括那些不贊成劉觀點的人的言論自由。
那麼我為什麼沒有簽署「零八憲章」？我想「零八憲章」意在仿效當年捷克的「七七憲章」，其意向很好。但兩者面臨的局勢有很大不同，兩者的文本性質也大有區別。以不同性質的文本在迥異的背景下發動類似的簽名運動，效果未必好。原因在於：
第一，民主化在捷克本來就比在中國有更深厚的土壤：捷克在二戰前已是中東歐最成熟的憲政民主國家，中國自晚清以來憲政民主卻迄未成功。捷克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在自由民主訴求下又加上因蘇軍侵佔引起的民族情感，其全民參與的深度廣度也是我國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無法比的。而我國卻沒有任何一個守舊派因八九年運動而失勢，倒是趙紫陽系統全軍覆沒，鎮壓者甚至用不著在其中尋找叛徒。
第二，一九六八年後的捷克回到鐵幕狀態，到七七憲章時並無任何改革，經濟、政治體制同樣僵化。人民的普遍不滿和思變就如文革結束時的中國，因此當時妨礙人們支持七七憲章的基本上就只是對鎮壓的恐懼。而中國在八九年後雖然政治上停止了改革，經濟上卻出現了明顯轉軌，市場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奇蹟造成的社會不公早已使民間社會「共識破裂」，並形成深刻的分化。經濟改革中的一些得利者嚐到了弄權致富的甜頭，他們並不希望民主，而改革中的一些受損者卻出現了反改革的原教旨主義情緒，他們希望的「民主」是文革式的，與零八憲章的自由取向南轅北轍。因此可以說，今天妨礙中國人支持零八憲章的已經不止是恐懼，對不少人來說甚至可能主要不是恐懼。今天在中國提出憲政民主的主張是需要論證的，並不是一批勇敢者的表態就可以激勵起民主運動的士氣。可以說，今天中國之需要一場深刻的思想論戰，遠過於需要一場簽名。
第三，七七年時捷克和整個蘇東陣營處於「停滯時期」，計劃經濟名聲掃地。而西方已經走出石油危機和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危機的陰影，處在經濟繁榮期的起點，並且由於此前的滯脹使凱恩斯主義受挫，經濟自由主義勢頭漸興，七七年後不久就進入了「撒切爾—列根繁榮」。在西方這與民主發展談不上有什麼關係（因為他們的左右派都是要民主的），但在東歐，由於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對立，全球經濟自由化的大潮也利於他們政治上民主潮的推進。
但是二零零八年恰恰相反，世界陷入了華爾街引爆的嚴重經濟危機，形勢有如一九二九年後的大蕭條時代。儘管今天危機的發生機制與一九二九年完全不同，但「一九二九年心態」仍有嚴重影響，這種心態往往傾向於呼喚鐵腕救世，導致民主自由退潮、極左極右兩種專制得勢。大蕭條時代歐洲不但一戰後出現的一大批新興民主國家，除了捷克全部都「重返專制」，就連一戰前憲政已有長足進步的德意兩國也法西斯化、納粹化了。
警惕一九二九心態
我並不認為二零零八等於一九二九，但今天除了國家干預成為時髦、經濟自由飽受非議外，為危機所困擾的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望也主要是反危機政策的配合，而不是民主化。因此近期中國的民主力量實際處於守勢，當務之急是應對危機挑戰，以民主人權思想來解釋危機現象並指出正確的反危機方向，防止出現法西斯化。此時照搬捷克七七年的經驗，重複常態下的民主口號並以此擺出攻勢姿態，效果將不會好。可以說，如果我們不能解決危機時期人們的認識混亂，已經民主了的國家都會選出希特勒，何況在不民主的國家開創民主？
因此，我覺得，在現在的中國發動類似於捷克七七憲章那樣的行動未必適宜。當然從另一方面講，越是不利民主進程的形勢下，越應有人出來大聲疾呼，抵制犬儒主義，振奮民主精神。應該說「零八憲章」公布後的確在這方面顯示出作用，劉曉波先生等人表現出來的道德勇氣與擔當精神也令人欽佩。
但是從這方面來考慮，憲章的文本就特別重要。憲章公布後很多人稱讚它體現了溫和、理性和改良的精神，這沒錯，這是它與捷克七七憲章的共同優點。但中國的民主運動有自己的特點，即便在共同底線方面也是這樣。
例如，捷克七七憲章以實行聯合國人權公約為訴求，但實際文本中大量提及的只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在捷克是不難理解的。因為捷克作為老牌工業化國家，並沒有把計劃經濟用作原始積累的手段，她在舊體制下已經有比較高的全民福利水平。而如果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高福利狀態反而會成為引起爭議的話題。
但中國則不然，毛澤東時代的命令經濟主要是一種剝奪農民的原始積累機制，它既非高福利也非低福利、而是「負福利」體制，即福利與特權掛鹇，不僅不覆蓋最大弱勢群體即農民，甚至也極少覆蓋國家僱員之外的弱勢市民，「二次分配」不但不縮小、而且還擴大了不平等。而中國的改革長期以來只著重於引進盈利競爭（甚至政府也唯利是圖），社會保障建設卻嚴重滯後。對於中國底層大眾而言，其社會保障水平不僅不如北歐式的高福利國家，也不如美國這樣被認為是「自由放任」的國家，甚至比號稱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香港都差得遠。而在號稱同樣搞社會主義的國家中，這種「負福利」也與捷克的福利制度相差懸殊。
中國民眾既受害於統治者權力太大，也受害於統治者責任太小。尤其在當前經濟危機時期，對民主的訴求如果不與大眾最基本的「經濟社會權利」結合，很難指望他們的參與。而這些「最基本的」保障並不是什麼高福利，它是最自由放任的民主國家也必須有的。零八憲章如果只談政治權利不談經濟問題倒也罷了（前面說過，這可以理解為迴避歧見），既然談了，除了經濟自由（如土地私有制）訴求外也應該有福利與公共服務訴求。後一訴求如果太高調（比如要求北歐式高福利）那就和極端經濟自由一樣會引起爭議，但基本福利與基本自由一樣，屬於共同底線性質，是不應該有什麼爭議的。憲章文本不涉及這些，就是一個遺憾了。
總之，零八憲章文本上的缺點在於它涉及了太多民主支持者中可能存在爭議的問題，同時卻迴避了一些民主支持者中不應有爭議的問題。
當然，以上分析只是供參與憲章簽名的朋友們商榷。我在憲章公布前的討論中就已表示，我認為現在不是時候；要做，這個文本也應該適當修改。後來有的朋友說：他們簽名是基於對朋友的信任，甚至沒看文本就簽了。我其實也相信這些朋友的為人，但對文本的態度卻沒有這麼瀟灑，這種事畢竟不只是「友情派對」，所謂「憲章」從字面上講，簽了就是要遵守的。因此我沒有參加簽名。
一些所謂左派的朋友不同意零八憲章的觀點，我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我本人也並不完全同意這個文本。但是像「烏有之鄉」網站那樣呼籲鎮壓憲章參與者，我覺得簡直不可理喻：這些以文革派自詡的朋友難道不知道自己的主張也不符合「主旋律」嗎？他們號召起來「造反」，號召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難道他們認為劉曉波就是這樣的「當權派」？今天假如真有所謂毛派，他們如果不想搞「武裝鬥爭」，不也只有寄希望於言論自由嗎？這大概也是「馬列主義毛思想」承認的大道理吧？
這些朋友還說零八憲章參與者想搞「顏色革命」，可憐他們對所謂「顏色革命」的見解還遠不如俄羅斯共產黨。烏克蘭「顏色革命」時，俄羅斯《真理報》網站曾發布《俄羅斯人看「顏色革命」》的民意調查，在回答「革命」原因時選擇「前政權不稱職與腐敗」的佔百分之四十，選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壓力」的只有百分之十六。而在白俄羅斯，反對盧卡申科的白俄共產黨乾脆就是當地「顏色革命」的主力。
對顏色革命的誤解
其實，這就像零三年美國推翻薩達姆政權後，正是曾遭到薩達姆殘酷屠殺的伊拉克共產黨成為首先出來與美軍合作的派別之一（伊共總書記第一時間就參加了與美方合作的「六人委員會」）、以及當年國民黨統治下中共呼籲美國向蔣介石施壓，甚至要求「每個在華美軍士兵都成為民主的宣傳員」一樣，很容易理解：這些共產黨人既談不上「親西方」更說不上喜歡「資本主義」，但他們在別人的專制下都感到受威脅，都知道人權的重要，都懂得首先爭取自由，然後再講其他。但推己及人，別人這麼想為什麼就不行？
如果我們不希望中國也發生所謂「顏色革命」，更不想讓別人插手中國的事，那麼就讓我們自己來推動民主化吧。正如譚嗣同當年說的：「華人不自為之，其禍可勝言哉？」（秦暉是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被中國媒體評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