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臺軍售美國是得小利而失大義，美國應在其戰略利益天平上重新衡量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分量，孰輕孰重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袁元 實習生李珍珍
1月30日，美國政府通知國會決定向臺灣出售“黑鷹”直升機、“愛國者-3”反導係統、“魚鷹”級掃雷艇、“魚叉”導彈、多功能信息分發係統等武器，總價值近64億美元。
隨即，中國外交部、國防部、國臺辦、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等部門紛紛向美國提出抗議和交涉。在該消息宣布的17個小時內，中國迅速宣布了四項反制措施。
這是奧巴馬出任美國總統以來，美國政府首次決定對臺售武。受此幹擾，于2009年剛剛“回暖”的中美軍事交流必將受到嚴重影響。而以此為標志，奧巴馬上臺後的中美關係也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如何才能更為有效地反制美國對臺軍售？如何更準確地判斷中美兩國、兩軍之間關係的走勢？《瞭望》新聞周刊專訪了國防大學朱成虎少將和軍事科學院羅援少將、柯春橋大校。
美方得小利而失大義
美國對臺軍售一直是影響和困擾中美兩國關係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盡管美國曾在1982年的“八·一七”公報中承諾逐漸減少直至停止對臺軍售。但之後卻不減反增，多次公然違背承諾。2008年10月，布什政府宣布64.63億美元對臺軍售，導致中美兩軍交流中斷。
審視此番美國對臺軍售的清單，“愛國者－3”反導係統等先進武器赫然在列。而在去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推動中美關係實現平穩過渡，迎來良好開端的背景下，美國為何選擇這一時間節點悍然挑釁，意欲何為？
柯春橋分析說，首先應看到，美對臺軍售是一個老問題，奧巴馬選擇此時也在預料之中。國際金融危機之際，美擔心中方拋售美國國債，加強與中國合作。而進入 2009年四季度後，美國經濟大幅回暖，奧巴馬隨即在1月27日的首次國情咨文演講中表示“不接受美國成為世界第二”，表示要顯示其“肌肉”。
“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對臺軍售表現出的新特點。”柯春橋分析說，從歷史上看，歷次對臺軍售，都是中美兩方設法避免正面衝突，而臺灣想要把美國拉下水。但這次不同，這次是在兩岸關係處在平穩改善階段、往好的方向發展時發生的。這充分體現出美國在兩岸關係上的心態，希望通過此次售臺武器，體現美在兩岸關係上的影響力，不希望在兩岸關係總體向好發展趨勢的大局中被邊緣化。這更加深刻地說明：對臺軍售始終是美國對華整體戰略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對中國這樣一個快速崛起的發展中國家有著深深的疑慮與防范意識，此次售臺武器就是這種意識的鮮明體現。而臺灣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又具有重要的地位，美方意在以臺灣為基點，採取更多防范措施，加強對東亞的牽制，從而遏制中國的發展。
第二，奧巴馬政府上臺以來，在伊朗核問題、朝核問題、阿富汗反恐、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缺乏有效進展，美國國內強硬派和輿論質疑，美國在這些涉及中美交互的領域表現欠佳，應歸咎于對華政策偏軟。因此，借此次對臺軍售表達其強硬立場。
第三，不能忽視美國的國內因素。當前，美國經濟雖有緩和，但目前其國內失業率仍為10%，這直接導致奧巴馬的支持率下降。同時，受經濟不景氣影響，這次牽扯到的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其經營狀況都非常不好，對臺軍售可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美國內軍工企業的不滿，並直接拉動美國國內8000人就業。這也表明，奧巴馬沿襲了美國歷屆總統以國際問題轉移內部危機的手法，表現在中美關係上，就是通過對臺軍售等問題展示強硬姿態，以爭取國內軍工企業、勞工團體的支持，所以臺灣就成為其重要目標。
“美國選擇在此時對臺軍售，其出牌的時機和牌力都是經過計算的。”羅援認為，從時機上說，美國避開了奧巴馬訪華、哥本哈根會議召開等時間節點，選擇了現在這樣一個相對的空檔期，以力避中方對其指責；而從美國售臺武器清單來看，雖然64億美元的總額不變，但臺灣方面求購的F-16戰鬥機和柴電潛艇都沒有納入。這說明，美國的行動仍有節制，對中方反應仍有顧忌。
他分析說，美國始終把對臺軍售問題作為遏制中國崛起的一個棋子，其意圖不外乎三點：以對臺軍售來困擾中國，幹擾中國和平崛起；拿對臺軍售來賺中國人的錢；拿對臺軍售來挑動中國人打中國人，意圖再延續中國內戰。雖然，美國提出來的臺海兩岸政策是不統不獨不戰，實際上核心是不統，就是用對臺軍售問題來阻止兩岸的和平發展、兩岸的和平統一。
不過，無論從經濟賬，還是從政治賬來算，羅援都認為，“對臺軍售美國是得小利而失大義。”美國應在其戰略利益天平上重新衡量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分量，孰輕孰重。
目前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國是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美國是中國第二大出口市場。中美雙邊貿易額在過去30年裏增長了130倍，雙邊貿易額到2008年已超過了3000億美元。目前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已超過590億美元，中國在美也有大量債券投資，是美國最大債權國。“無論從市場份額、訂單數量，還是國債持有量來看，都遠遠大于售臺武器的金額，因為對臺軍售而失掉中國大市場的許多份額，這種得失，一看即明”。更重要的是，奧巴馬上任伊始就表示，中美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但若為了對臺軍售惹怒了13億中國人，中國人民對美國的政治信任感將大大下降。“所以說，美國在道義上的失分遠遠大于其獲得的經濟利益，因小失大，若因臺灣問題而觸怒了中國，那麼，美國付出的代價遠比得到的要更大。”羅援說。
臺灣亦該警醒
作為售臺武器的買方，羅援認為，臺灣的反應是一喜一憂：喜的是美國同意向其售軍火，也可因此緩和此前“美牛”事件的緊張，同時，亦可討好島內綠營；憂的是兩岸關係可能蒙上陰影。
羅援告訴本刊記者，美國售臺武器事件的後果是，毒化了兩岸和緩的氛圍，破壞了兩岸互信，對兩岸和平統一造成了新的障礙。
朱成虎分析說，在美國售臺武器清單中的“愛國者-3”導彈防禦係統值得關注，因為“愛國者-3”導彈防禦係統是目前最新型的反導係統，其配置新的預警雷達具有360度全向掃描能力，最遠探測距離達400公裏。這使它具有引導其他中遠程精確制導武器進攻的能力。若這次買賣成功，就意味著臺軍具有了更先進的防空兵器，也意味著美國將其防禦係統預警體係前推到了臺灣，臺灣成了美國導彈防禦體係的一部分。美國導彈防禦係統的預警能力大大增強，其軍事部署已經前推到我國東南沿海，這是在嚴重挑釁中國的核心利益，有可能引發兩岸軍備競賽。
羅援說，臺灣花64億美元買到的其實並不是安全，而是危險。美國借助臺灣將其軍事部署前推，必將迫使我軍採取應對措施。臺灣花64億美元，實則是花冤枉錢，替美國國內緩解就業壓力，替美國人買單。臺灣以為花錢買武器拉住美國，尋找到保障，實際並非如此。美國卻通過售武將臺灣當做棋子，置于炮灰位置。因此，羅援提醒說，臺灣其實是花64億美元買到一個危險，應當早些警醒。
“美國對臺軍售，實則是加大了兩岸統一的代價和成本。”朱成虎說，其實，兩岸統一的簡潔方式就是臺灣當局承認一個中國，“最小的付出只是一句話，而不是動輒花數十億美元購買軍備。”
以戰略組合拳對美違規行為加以“清算”
針對此次美國對臺軍售，外交部、國防部、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國臺辦等同時發出強烈抗議，國防部外事辦公室領導還奉命召見美國駐華使館國防武官，可謂前所未有的高調。
對此，羅援認為，彼此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關切，是中美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前提。“臺灣問題事關中國領土主權、安全等核心利益，中國不可能有妥協的余地。”在他看來，此次中方強烈反應原因有四：
一是我方早已將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社會制度、可持續發展三大核心利益關切告知美方，溝通透明，但美方卻明知故犯；二是2009年中美進行了一係列戰略對話，奧巴馬有意推動兩國關係重新向“全球性戰略夥伴關係”方向邁進，重申致力于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但美方卻沒有兌現承諾，再次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三是中美建交以來，中美兩國簽訂了三個《聯合公報》和兩個《中美聯合聲明》，而美國在30多年間，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戰中國底線；四是去年底，在美國宣布執行布什時期售臺武器計劃的3天裏，中方曾先後5次表示強烈反對，但美方都置若罔聞，一意孤行。因此，此次中國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強硬態度。
“隨著中國整體實力增強，中國維護國家利益的能力也隨之增強。”羅援認為，中方未來針對美國售臺武器所採取的表態、行動會越來越強硬，“這是國家實力上升的必然。”
“從長期來看，美國對中國總體戰略未變，解決對臺軍售問題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方實行的反制措施也需做好長期準備，不能是對方對臺售武一次，我們反制一次，而要把反制措施放在一個較長的時段裏加以綜合考慮。”朱成虎說。
“對臺軍售是一項綜合性措施，觸及到我們國家的核心利益，所以，我們的反制手段也不應僅局限在軍事方面，而應採取一套標本兼治的涉及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方面的戰略組合拳。”羅援建議。
他說，對此需要與美國進行一次戰略對話，加以清算。因為“八·一七”公報是美國對中國作出的鄭重承諾，特別是第六條講到，不尋求一項長期對臺軍售的政策，美國對臺軍售的質量和數量不能超過中美建交前幾年的水平。而中美建交前幾年，美國對臺軍售的數量只在2億到4億美元間，而且從質量上看，當時美國售臺的導彈僅為“霍克”導彈，而現在不僅數量上不減反增，諸多先進武器亦赫然在列。
朱成虎認為，首先需找到問題的症結所在，清理涉及臺海兩岸問題的不合理、不合法的法律條款：
一是美國的《與臺灣關係法》。這正是多年來美國借以明目張膽地幹涉中國內政的依據之一，是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的禍根。而實際上，《與臺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企圖以美國國內法修改或抵消美國在具有國際條約性質的中美聯合公報中所承擔的法律義務，這是一種違反國際法的背信棄義的行為。《與臺灣關係法》既不能超越國際法準則，不能代替、更不能高于中美聯合公報，也不能與中美聯合公報平起平坐，相提並論。《與臺灣關係法》不僅不能成為美國片面處理涉及中國主權與中國內政事務的有效文件，更不能成為以售武形式幹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主權的合法依據。
二是美國裏根政府在簽署“八·一七”公報之前對臺的“六項承諾”。即：對兩岸統一不設時間表；在售臺武器之前不與大陸磋商；不當兩岸的調解人；不修改《與臺灣關係法》；承認臺灣的主權；不迫使臺灣與大陸進行和談。“實際上，這‘六項承諾’雙方都沒有簽字，等于是一紙空文，和《與臺灣關係法》一樣，本身不具合法性，本身理不直氣不壯，但總被美國拿來當作擋箭牌，被臺灣拿來當作定心丸。”羅援建議對此需要一並清算。
三是清理美國國會《2000財年國防授權法》這一限制兩軍在12個領域開展交流的法案。“可以先易後難，先急後緩，通過戰略對話，對美國涉華的文件、法律法規列出清單，逐一清理。”朱成虎認為，“這些障礙是歷史形成的，解決起來尚需過程，但希望美方能認真、妥善照顧中方的關切，信守發展兩軍關係、兩國關係的承諾。”
“美國必須兌現對中國人民的承諾，要對它所說的‘逐漸減少，直至最終停止對臺軍售’的承諾負責，要制定出一個路線圖，給出一個時間表，制定一個量化標準。”羅援認為，除了督促美國履行“八·一七”公報中的承諾外，反制美國的措施應標本兼治：
從治本的角度來看，首先是要增強我國的國防實力。特別是在兩岸關係已經緩和的情況下，美國再次觸犯我核心戰略利益，也給我方一個非常正當的理由加強國防現代化建設，加強武器裝備的研制、採購。“我們可以借鑒美國在其2010年國防預算報告中‘追加戰爭撥款’的做法，明確提出因為臺海威脅，增加軍費投入。”羅援建議，也可以借鑒2007年俄羅斯應對美國在捷克、波蘭部署導彈防禦係統的做法，調整我方的軍力部署。在地緣政治上，我方也應加強與俄羅斯等周邊國家的交流和合作，加大軍事交往。朱成虎補充說，美國售臺武器，對我國東南沿海的軍事設施安全構成了新的威脅，這也逼得我方不得不加大國防投入，調整部署。
從治標的角度看，羅援建議，一是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找準美國的軟肋，加以反制。二是可以旁敲側擊、暗渡陳倉。現在中美之間是利益攸關者，在許多利益上交叉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可採取拋售部分美國國債等經濟手段進行制裁。三是制裁參與售臺武器的美國軍工企業，如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等。四是採取不合作態度。美國國務卿希拉裏曾說，中美兩國現在已是“同舟共濟”的關係了。這就如同兩個人在劃船，美國先打亂了步驟，我們也要打亂步驟。 “中國要提醒美國人，不可能一方面要求中國在很多方面與美國合作，另一方面卻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
“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已今非昔比，我們手裏也有許多牌可打。”柯春橋認為，對美國既可以進行“軟反制”，也可以進行“硬反制”。軟反制包括中斷中美兩軍關係，表達官方和民間的共同抗議；硬反制則是在美國有求于中國合作的方面採取相應措施，並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不過，他同時也提醒，需要客觀認識中美之間的實力對比，將對美反制措施放在一個長期戰略的考慮中。
“特別是在兩軍交流中，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發展，美國對中美兩軍交流的熱情很高，希望了解中國軍事實力，了解中國的戰略意圖，2009年奧巴馬訪華時也力推兩軍交流，我方處于主動地位。因此，在當前背景下，對于我方有利的軍事交流可以進行；凡是對我不利的，就可中止；對雙方都有利有弊的，可先緩緩。”朱成虎主張採取戰略博弈的態度對待。
“總的原則就是要‘有理、有力、有節’。”羅援說，“有理”，我們已經佔領了道義制高點，是受害者，是後發制人；“有力”，就是出手要狠，要打到痛處，讓其知道在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時，也是要付出代價的；“有節”，就是要掌握好出拳的時機和力度，設計好組合拳的出拳套路，分寸拿捏得當。
中美關係再添波折
此次軍售也勢將影響兩軍剛剛恢復的軍事交流。2009年10月，軍委副主席徐才厚訪問美國，因2008年10月美國布什政府宣布售臺武器而受到嚴重幹擾的中美兩軍關係得到了恢復。今年年內，雙方已安排了一係列新的交流活動，包括美國國防部長蓋茨訪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實現互訪、中美軍艦互訪等。這次對臺軍售獲批，無疑會嚴重影響這些預期進行的交流活動。
從中美兩軍關係的發展前景來看，朱成虎認為，美國對臺軍售是“損人不利己”的。首當其衝的就是破壞了雙方的互信度，將影響和阻礙兩軍之間的交流，影響未來中美兩國在反恐、氣候變暖以及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合作。同時，中方也可能會推遲美國感興趣的合作，比如進行核戰略交流、增強軍事透明度等。
朱成虎認為，隨著中國的發展，中美之間的摩擦不斷增多，“這不足為奇，也是雙方關係成熟的一個表現，並不是壞事。”但同時，他指出，需要看到的是，臺灣問題的長期存在是美國對華戰略大框架下的必然結果，所以要認識到臺灣問題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從長遠看，美國的全球戰略不會發生太大變化。他將其概括為：依托兩約（北約和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立足兩洲（亞洲和美洲）、控制海洋、扼制中俄、獨霸世界。
“當前中美關係仍然趨穩，對抗因素亦會增加，但不致出現分裂，不會導致戰爭。”朱成虎看來，社會意識形態的差異、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新崛起大國必然受到既有大國圍堵的規律，以及中方在發展過程中需要拓展自身利益的客觀需求、美國政府以及軍方對華態度差異等多個因素，導致中美之間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中美的共同利益已經遠遠超過了雙邊關係的范疇，具有更廣闊的戰略和全球意義。”柯春橋認為，尤其是在世界仍未走出金融危機，同時還面臨氣候變化、糧食安全、核不擴散等全球性問題的時候，中美關係出現波折既不符合美方利益，也不符合時代發展潮流和世界安全與繁榮。
在羅援看來，當前美國面臨“一二二”困境，即一大金融危機、兩大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兩大核危機（伊朗核危機、朝鮮核危機）。這些都事關其核心戰略利益，美國都需要在這些方面得到中國的理解和合作。
“合則兩利，鬥則兩傷，發展中美關係，要從戰略全局出發。”美方要克服國內鼓噪，摒棄冷戰思維，負責任地履行承諾，成為了多位受訪專家的共識。
